一张“被撕毁的欠条”两天后作为证据在法庭重现，原、被告双方对欠条上600多万元债务各执一词。70分钟的公开审判过程，则因缺乏合法的录音、录像等记录而变得扑朔迷离。一位法学博士据此认为：当前的《法庭规则》已经不适应人们对于“审判公开”的需要，应当作一定的调整。

    “我在法庭上悄悄做了全程录音。这个证据我一直不敢拿出来。”打了一年多官司、一审败诉的谢振钿，在二审时他不敢提供一审录音证据，他知道按照最高法院的规定，“法庭上私自录音可以被拘留”。

    谢振钿的手里有两个录音，一个是庭审录音，另一个是他取证的录音。庭审录音显示，在广东汕头中级人民法院唯一的一次开庭审判过程中，谢在要求发言和举证时，被主审法官制止。在此后的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告谢振钿没有提交任何证据，判决他败诉。

    一审主审法官陈滨接受记者采访时坚称：“被告谢振钿在法庭上没有出示证据，也没有申请法院对欠条证据做调查核实，法院审理案件主要是看书面材料。”

    谢振钿在法庭上究竟有没有出示证据，有没有提交书面材料？此后警方、广东高级法院均就此展开过调查，但谢没有提供他的庭审录音，调查均无结论。70多分钟的公开庭审，由此变成一个不可知的过程。

“撕毁的欠条”重现法庭

    原告翁瑞好与被告谢振钿的欠款纠纷，争议的焦点是一张欠条。

    2006年9月27日，汕头商人翁瑞好拿着一张欠条向法院起诉他的朋友谢振钿。起诉状很简单：谢2006年7月1日向翁借款643.5万，只还了200万，还欠443.5万没还。因此，请求法院判决偿还443.5万欠款和利息。

    对于借款，翁瑞好的证据是一张643.5万元的欠条，欠条是谢振钿手写的。

    而按照被告谢振钿的说法，这个欠条的形成和来源并不像诉状上显示的那样简单：

    1998年，谢振钿向翁瑞好借款200万元；利滚利到2005年9月，双方商定，本息相加谢应还款585万，还款到2010年。不料，2006年6月，翁氏兄弟武力强迫谢再写一张欠条，还款数额变成643.5万元；2006年8月7日晚，双方由证人黄歆平牵头谈判，4个多小时后达成一致意见，同意谢将还款数降为300万，付还200万本金及100万利息连同谢名下的3亩抵押土地（3亩土地现价300多万元）及水电设施，了结此债务。

    2006年9月25日中午，谢振钿与证人黄歆平一起到翁瑞好的公司。谢付给翁200万元，然后写了一张欠款100万元的欠条，准备用这个新欠条换回643.5万元的欠条。这时，翁瑞好从一个黑包里拿出了一个透明袋，袋子里装着那个643.5万元的“借条”。翁将借条在灯光下照了一下说：“看，我帮你保存得好好的。”然后抽出来说：“你已经还了200万，还剩下100万，这张条子留着已经没用了。”边说边把“借条”撕成4片。

    谢振钿看到这一幕忙说：“等等，我要看清楚才撕。”谢把条子拿过来正在辨认，还没看清楚，在旁的翁瑞好哥哥翁瑞涌出言不逊，突然伸手将借条抢了过去，撕成碎片丢进烟灰缸。接着，翁瑞涌清理茶桌，把这些纸片又倒进了垃圾桶。谢振钿“眼见为实”，毫不怀疑这个643.5万元的借条真的已经撕碎后丢弃了。

    然而，两天后“撕毁的欠条”又重现于世——9月27日，汕头中院立案受理翁瑞好的案件，这张“撕毁的欠条”又成为新的欠款证据出现在法庭上。

    2006年11月，汕头中院开庭审理翁、谢借款案件。开庭时谢振钿究竟有没有举证，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录音显示被告举证被制止

    陈滨法官主持审理的翁瑞好诉谢振钿欠款纠纷，在2006年11月23日上午9点开庭，到10点10分结束，约70分钟。谢振钿的庭审录音显示，原告翁瑞好没有出庭，开庭中谢振钿律师出示了4份书面证据，在谢想提交录音证据时，被陈滨法官制止。

    庭审录音整理成书面文字后，有一万多字。

    谢的庭审录音显示，在审判中途，被告律师针对原告的证据，提交了4份反驳证据。其中较重要的是两个。

    一个证据是1998年的200万元借条，证明双方的借款关系是1998年就存在的，而并非如原告所说是2006年借款643.5万元。

    另一个证据是原告翁瑞好写的“643.5万元欠条”。证明谢振钿当时是在被挟持的情况下，被迫按照翁瑞好事先拟好的借条重新照抄了一遍。

    原告律师在庭上指出，这4个证据在“证据交换”阶段没有提交，现在开庭时才提交，原告方不予认可。

    对上述证据如何认定和处理，法官陈滨说了一段语焉不详的话：“对双方当面的这个证据情况归纳起来，案件的争议主要是欠款的数额究竟是多少的问题最重要，原告说443.5万还是被告说的100万，这是具体争议的问题。原告起诉出具了依据、借据，2006年7月1日，出具了这个借据，然后在这个借据出具后，在9月25日付还200万元，余下尚欠443.5万元的这个借据做出主张。被告主要提出在另外的时间,约定达成了债务减少的协议,其中协议提到现在只欠款100万元,被告也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原告说被告出具的证据超过举证时间无理由，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看下边本庭进入辩论时间。”

    显然，无论如何理解法官陈滨当庭讲的这段话，录音都清楚地表明：法官在法庭上注意到了被告方提交的证据。

    录音进行到10点时，开庭约1小时，陈滨法官宣布进入法庭调解阶段。法官分别问双方是否愿意调解，被告律师说：“审判长，我的当事人要详细陈述一下案情。”谢振钿接着说：“我要说……”话未毕，就被陈滨法官打断了：“你刚才又不说，现在已没有时间，你要说，等以后再来开庭调解你再好好说。那这些事情就这样，那今天就开到这里，闭庭！”然后敲槌离开。

    谢振钿准备了录音证据，当时没有整理成书面文字，他想当庭放给法官听。录音主要是证人黄歆平的录音，证明内容是原被告2006年9月25日约定还款200万元和利息，以及撕毁643.5万元欠条的过程。

    2007年3月26日，汕头中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借条真实、欠款属实，判决谢振钿应当向翁瑞好偿还欠条所载的443.5万元借款及利息。

    谢振钿说，意见书、代理词、4份书证庭后都已提交给了汕头中院。在后来的一审判决中，对于这些证据完全没有提到。

    谢振钿已无法看到他签过字的“庭审笔录”，他怀疑法官可能私自篡改了庭审笔录。

一审显示被告举证不利

    一审判决后，谢振钿不服，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谢振钿一边等候法院的通知，一边将自已的遭遇向有关部门反映，同时，他还向广东省公安厅经侦局报案，举报翁瑞好涉嫌诈骗。公安厅有关领导批示后，转由汕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对案件进行调查，汕头警方最后认为“诈骗”缺乏证据，未予立案。

    通常，二审案件都书面审理。这一回，广东省高院打破惯例，分别在2007年9月28日和10月18日，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广东高院在审理中，主审法官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被告谢振钿提出的所有证据，谢自称在一审时都已经向汕头中院提交过，但是，汕头中院向广东高院移交的诉讼材料中，并没有这些证据材料。

    汕头中院主审法官和审判长都是陈滨，在陈滨办公室里，他向记者反复表明的一个观点是：被告谢振钿始终没有提交任何证明其主张的证据，谢后来到处投诉和反映情况，所提出的证据都是新证据，审判时没有向法院提交。

    陈滨的说法在一审判决书中得到了反映，在这个判决书中，法院认定，谢振钿没有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说法。4页判决对谢振钿的辩论意见，仅仅一句话做了说明，“被告谢振钿所称均缺乏依据，不能采纳”。

    原告翁瑞好在两级法院审判时都没有参加庭审，记者找到他后，他表示不接受采访。

    据了解，汕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在向汕头中院了解“翁瑞好涉嫌诈骗”案件时，在诉讼案卷中，也没有发现谢振钿提交的证据。在法院的“庭审笔录”中，也没有记载谢振钿曾经提交过有关证据。

    一切都显示，被告谢振钿在案件一审中，没有尽到举证责任，即举证不利。

法学博士建议调整法庭规则

    就在这时，谢振钿突然拿出了一个“庭审录音”。

    谢振钿说，他录音是被迫的。“我感觉到法院跟原告串通一起，我才录音的。”据谢说，汕头中院从立案之初就显得十分蹊跷，从而让他疑虑重重。2006年9月25日，643.5万的欠条才被撕毁，仅仅是27日，这个借条就重现法院，汕头中院马上立案受理了这宗案子，而且，在28日，汕头中院就组合了合议庭，效率之高让人惊叹。而谢振钿还不知道自己当了被告时，财产就被“财产保全”，楼房、汽车被查封，查封18天后才收到起诉书。

    谢说：“高院审理时我就没录音，觉得法官很认真，两次开庭中法官每次问的都是要害问题，水平很高。”

    谢振钿在没有得到法官的允许下，私自录音，是违规的。

    1993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人民法院法庭规则》，规则对庭审录音、录像甚至记录都作了严格的限制规定。

    但是如果没有录音，当时70分钟的公开开庭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便成为一个神秘而不可知的谜。

    厦门大学法学博士齐云曾经就最高法院的《法庭规则》做过深入研究，他对记者说，这个规则实施至今，已不能适应民众当前对于“司法公正、审判公开”的强烈要求，应当作一定的修正。

    齐云说，最高法院当初制定《法庭规则》，目的是为了保障审判的顺利进行，维护法庭这个特殊场所的严肃、权威。为此，《法庭规则》规定，旁听人员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并规定新闻记者未经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实际实施中，很多法院甚至连用笔记录也不允许。

    齐云指出，一方面，法院不准当事人进行录音录像，另一方面，现在很少有法院自己主动对庭审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如果事后对庭审过程发生争执，这一本来公开的审判过程，就变成了一个暗箱操作。

    齐云建议，当前的《法庭规则》已经不适应人们对于“审判公开”的需要，应当做一定的调整：一、规定公开审判时，法庭上可以笔记记录。用纸笔记录并不影响审判，与1993年《法庭规则》也不冲突，但应当明确支持。二、规定有条件的法院对于庭审过程都进行录音、录像。当前广州海事法院等个别法院已经实现了全程录音、录像，应该加以大力推广。三、公开审判的案件，当事人认为可能存在审判不公申请录音、录像时，法院应准许其录音、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