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对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的惩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模式：中纪委是第一道“关口”，中纪委查处后移交最高检。“两高”为了防止干扰，实施了异地侦查和异地审判，腐败高官最后“集中起来到秦城监狱服刑”。为此，观察人士认为，惩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的机制已经形成。（2007年12月3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王继学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因受贿841万多元被处以死缓，笔者注意到，何闽旭和其他犯罪的高官犯罪手段如出一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职务上的便利”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谁都知道，“职务上的便利”是腐败官员平时所广泛享有的特权。启蒙时代法国杰出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有这样一个经典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作为一名高级干部，何闽旭拥有广泛管理公共财产、社会事务的权力，而一旦这样的权力失去制约便会演变成没有界限特权，一旦这样的特权与自由经济相结合，权力就必然会成为少数人追逐私利、掠夺社会财富的工具，就必然会造成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局面，也就必然会成为侵害人们各项权利的根源。

    那么，谁给了这些腐败官员“职务上的便利”呢？笔者认为，是我们监督制约官员权力的制度出现了缺失。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制度设计很重要，好制度，可以让坏人变好人；坏制度，可以让好人变坏人。而且，制度的设计关键在于假定。如果从“好人”的假定出发，必定设计出坏制度，造成坏结果；如果从“坏人”的假定出发，则能设计出好制度，得到好结果。遗憾的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在很多情况下把官员假定得太好了，把他们称作“人民的公仆”，认为国家和人民赋予他们权力，他们就应该为人民服务。不仅如此，由于我们在制度设计时，还把职务的高低、权力的大小和人性“好”的程度联系起来，以为职务越高、权力越大的人道德品质就越“好”，似乎他们永远都是正确的，下属只有“唯上是从”。事实上，大官之中，贪污腐败的，也不乏其人，陈良宇、刘志华官位不谓不高吧，可腐败起来，照样触目惊心。

    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托克维尔在总结美国的民情时说过，美国的民情之一就是对官员的不信任，因为他们最接近权力，也更有可能是无赖，如果不用一项权力去监督制约他们，他们有可能把整个国家抱回家。所以，要制约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求自己的利益，最根本的是要按照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著名的“普遍无赖原则”对官员进行“无赖推定”，为权力设定界限，让权力受到制衡。

    令人欣慰的是，去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指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努力与中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终结腐败官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反腐败要有决心更要有制度

□梁玉泉

    近年来，我国反腐败力度明显加大，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单从省部级高官因腐败而受到惩处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据统计，近年来有100多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办。

    大批省部级高官被查处，首先显示了国家的反腐败决心。大量查办省部级高官，不仅需要坚定的反腐败决心，而且需要巨大的勇气，毕竟高官腐败不仅是他们自身的问题，而且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和损害党和政府形象。但也应看到，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的持续期和高发期，社会风气和官场生态还不够理想，各种腐败行为盘根错节，相互联结，彼此衍生。特别是高官腐败更是一张张腐败网，不仅危害大、影响大、造成的损失大，而且干扰大、查处难度大。这意味着，要加大反腐败力度，光有决心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套完整、完善、严密、公正的机制和制度，才能保障反腐败斗争真正取得成效。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经形成的惩处高官腐败的“中国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创生的。不管是制度性机制，还是惯例性机制，都围绕一个目标，那就是公正程序和反腐成效。令人欣慰的是，这一“中国模式”已经初见成效，形成了强大的威慑力。

    不过，依笔者看，惩处高官腐败的“中国模式”还须从两个重要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这一模式中的排除干扰机制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推行，即纪委牵头、异地侦查、异地审判的对象不应仅适用于省部级高官，以下各级官员其实都存在相同或相似的问题。虽然是地方低级别的官员腐败，有时也同样干扰大、查处难度大，也很有必要实行异地侦查异地审判。比如县公安局长腐败案，就不宜由当地检察机关侦查和本县法院审判，也不宜在当地看守所关押；二是应尽快将这一模式中的“惯例”部分上升为法律制度，使之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当然，我们在反腐败过程中，除了加大对各级官员惩处力度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严格约束权力行使，规范官员施政行为，从而预防腐败。在这方面，近年来我国也明显加大了制度建设力度，但还有不少缺陷和漏洞没有得到有效填补，离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还有不小距离。近日，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开通即被公众积极踊跃的建言献策所堵塞，就是最好的例证。

    也许，惩处高官腐败的“中国模式”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的初步成效明确告诉我们，有反腐决心同时伴以合理制度，减少和遏止腐败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