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设有一所日本工农学校。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学员是日军战俘和投诚的日军士兵。那么，为什么要成立一所这样的学校？这些学员在延安的生活怎样？他们后来的命运又如何呢？

日本共产党领袖，当了日本工农学校的校长

    1937年平型关战役之后，我军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官兵越来越多。就在我军不断俘虏日军官兵的时候，一位名叫野坂参三的日本共产党人来到了延安。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之一，由于在国内领导反战运动，曾多次被捕。出狱后，野坂参三被任命为日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3月，野坂参三放弃了在共产国际的优越生活，从莫斯科来到延安。在延安，野坂参三化名为“林哲”，并且将自己的日本名字改为“冈野进”，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恢复了真名。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野坂参三作为日共代表应邀出席，并在大会发言。他在题为《建设民主的日本》的演说中，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在大会期间，《解放日报》还刊登了他与毛泽东、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后，与中共中央、总政治部敌工部领导商谈了日军战俘的教育管理问题，并亲自找在延安的日军俘虏中的反战进步分子谈话，了解俘虏的教育情况。他认为：“那些离开日本军队、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的日本工人和农民，只不过是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品，只要唤醒他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认识到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迟早会成为反战的和平战士。”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坂参三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并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创办的一所正规的政治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谭政和敌工部长王学文等直接参与领导工作。

    学校位于著名的延安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马列学院、民族学院、新华社、解放日报社、抗日军政大学为邻，共有16个窑洞和一栋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长和炊事员在内，全体工作人员仅20来人。工农学校校长由野坂参三担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赵安博任副校长，分管行政和教务。1943年4月后，改由总政敌工部副部长李初梨兼任副校长。王学文、何思敬、李初梨、廖体仁、江右书等担任各课教员。在教员中，除野坂参三外，均为曾留学日本的精通日语的中国人。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胜利结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仅有学员11人，到1945年8月增至300多人。

日本战俘当上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一个月的严格审查，看其是否愿意入学，并考察是否具备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另外，学校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学员的日文水平，还设有日语训练班。学制为1年，也有延长到两年的。

    学校采取了多类型的教学方式，在政治上也充分尊重学员的人格，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根据“三三制”原则举行参议会议员竞选。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则，边区参议会将从日本工农学校、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八校选区，产生一名参议员。日本工农学校和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共同推荐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森健为两校的候选人。

    按竞选规定，候选人演说时间为20分钟。考虑到森健的演说需要翻译，特许他40分钟。在选举大会上，森健介绍了在华日本人反战斗争的情况。森健演说结束后，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他最后光荣当选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随后，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中小路静男又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在学员中引起很大反响。他们直接参与民主政府的工作，并有权监督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政务人员，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秋山良照、茂田江纯、津田秀、本桥中、古贺初美、坂谷义次郎、后藤勇等七人，也当选为所在根据地参议会的参议员，参与抗日民主政府的议政和管理。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指出：这里的日本战俘并不是关在集中营里，共产党人使他们相信，帮助八路军就是帮助日本从军阀和战争的重担下解脱。

    在1941年底，随着战俘改造的成功，学校已经把校内的活动交由少数优秀学员来管理了。1943年初，除了经济方面工作外，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学员出身者承担。1942年，中小路静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森健被提拔为教务主任，高山进被任命为教育干事，中小路静男负责行政工作，前田光繁负责政治工作。这种充分利用改造过的俘虏的积极性教育新俘虏的方式，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对日俘政策进一步升华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

毛泽东观看日本战俘的演出

    日本工农学校不设高墙卫哨，不搞打骂体罚，而是采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学员们自己推选代表管理内勤，组织学习、生产和各类文体活动。学校还十分注意学员的课余生活，成立了一个学生剧团，每周搞一次体育运动日，不定期地举行排球、棒球、棋类比赛等，以丰富学员的文体活动和其他社交活动。学员们自排自演的《前哨》、《岛田上等兵》等话剧，颇受延安人士的好评。

    1944年冬，话剧《岛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公演。这台话剧是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作艺术指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集体创作演出的。剧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们的上司——中队长提出了正当的要求，可是并没有得到答应。于是，士兵们打死了中队长，投靠了八路军……精彩的剧情，就像礼堂内熊熊燃烧的盆盆炭火，驱走了严冬的寒意，观众中不时传出阵阵的掌声和喝彩声。在一片欢呼声中，全剧达到高潮。

    毛泽东和边区党政军其他领导人观看了演出。他们和现场其他观众一样，被剧情的发展紧紧地吸引住了。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日本工农学校副校长赵安博解释说：“这些演员都是我们学校的日本学员。扮演主人公岛田上等兵的演员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学员中汉语说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们俘虏时，他曾刺伤咽喉企图自杀。喏，他脖子上的那条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那位戴近视眼镜、扮演日军中队长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被我们俘虏的。排演这个戏分配角色的时候，日本学员都不愿意演日军中队长这一反面角色，都觉得这个角色不光彩……”

    毛泽东插话问道：“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没有等赵安博回答，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你们一定是用硬性摊派的方法喽！”赵安博说：“后来我们做了点儿工作，说从艺术角度考虑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总算勉强同意了。但在演殴打士兵那场戏时，他下不了手，经鲁迅艺术学院派去的指导老师反复启发才出了效果。”演出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称赞。话剧上演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原本上演3天的剧目，后来累计公演了一个月。

从“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军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刚被俘虏时，曾对八路军充满了恐惧和怀疑，一直想自杀。八路军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通过进一步读书学习，他开始反思这场战争，决定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这场野蛮的战争。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军前线司令部召开的庆祝元旦集会上，前田光繁和另外两名日军俘虏小林武夫、冈田义雄突然走上舞台，当场宣布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当时深受感动，走上台去和他们紧紧握手。朱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使他们成为第一批“日本八路”。20多年后，前田光繁回忆说：“决心参加八路军的我们3个人，没有想到能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自欢迎。那一天的情景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真是终生难忘。”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发动另外7名日籍八路军战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国的第一个反战组织。联盟成立后，朱德专门向他们表示了祝贺。

    1942年8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指导下，各根据地在华日本反战团体在延安召开了“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和“全华北反战大会”，将“觉醒同盟”和“反战同盟”合并，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前田光繁当选为联合会会长，森健、松井敏夫为副会长。从此，分散在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团体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明确的纲领，在华日本人的反战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临行前，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他饯行。前田光繁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去帮助冈野进（野坂参三）工作。临行前，罗（瑞卿）主任还特别设欢送宴，招待我，左权参谋长也参加了欢送会。一个日本人八路军士兵受到首长亲自设宴送别的礼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事情。罗主任对我说：‘延安是革命圣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到延安学习的机会，要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工作，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会再重新团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担任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教员和政治干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窑洞前纺过线，在宝塔山上开过荒，在延河水中洗过澡。他后来由衷地感叹：“那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岁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忆录《八路军的日本兵》，真实地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经历。书中记载：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领250名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从延安出发，千里跋涉赶赴东北，帮助做关东军及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帮助东北民主联军说服原日本航空教练队的教员、技师、飞行员加入新成立的东北航空学校，并担任学校的政治指导员，培养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自动组织起来，成立了日本人边区自卫军，加入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列。他们到前线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军的反战工作，秘密在日军中建立反战团体，散发反战传单。

    这些学员的确在战场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们熟悉日军内部情况，了解其语言、风俗、习惯和心态，还有同学、同乡和朋友等旧关系，加之日军士兵对他们的敌对情绪也相对较少，因而能起到普通八路军战士无法起到或很难起到的作用。八路军领导人曾对他们的对敌工作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朱德说：“日寇在华北最怕两样东西：一为日本反战同盟，一为朝鲜青年抗日义勇队。”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日本工农学校及其学员数量也在增多。山西、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各个日本工农学校总共培训了上千名学员。今天树立在延安宝塔山日本工农学校前的纪念碑显示，共有36名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在抗战期间牺牲。

    （据《湘潮》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