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列佐夫斯基是谁？俄罗斯的寡头，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叱咤风云的人物，凭着在前苏联结束后全国实行私有化的契机，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不过，在普京执政时，他与普京分道扬镳了，流亡英国。俄罗斯莫斯科市检察长最近要求法院就别列佐夫斯基涉嫌侵占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资金一案判其9年徒刑。

    我关心的不是别列佐夫斯基的命运，而是莫斯科市检察长提出对他判其9年徒刑的量刑建议。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检察官起诉被告人，通常只是提出被告人构成什么罪，触犯了刑法的哪一条款，具有什么样的情节，应当从轻或者从重惩处，并不会提出请求法院判处多少年的刑罚。一句话，我们的检察官只行使定罪请求权，而没有行使量刑建议权。

    从别列佐夫斯基案来看，俄罗斯的检察官却不一样，他们不但提出别列佐夫斯基构成了诈骗罪和洗钱罪，并且要求法院判其9年徒刑，也就是说检察官不但在行使着定罪请求权，而且也行使着量刑的建议权。其实，何止是俄罗斯，在西方许多法治国家，检察官都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在美国，检察官与辩护律师在对抗式审判开始前，可以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进行协商和交易。辩诉交易有两种方式，一是控罪交易，一种是判刑交易。一旦辩诉交易成功，检察官就向法庭提出量刑建议，法官一般也按照检察官的建议进行量刑。在日本，检察官出庭公诉中有论告和求刑。求刑就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请求法庭按照检察官所提出的量刑标准来对被告人进行量刑。

    量刑建议权是保证司法公开透明，置司法权于监督之下，确保司法公正行使的一项重要权力。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首先是对法院的审判权形成监督与制约，如果检察官在公诉中，只提出请求判明什么罪，而不提出具体应当判处什么样的刑罚或者多少年的有期徒刑，量刑问题全部交由法院自由裁量，那么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大。在量刑上，不能形成以检察权制约审判权的作用，容易导致司法不公。其次，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也可以方便公众监督审判权。检察官不行使量刑建议权，法院对被告人的实际判刑没有检察官的建议作参考，公众很难发现法院量刑的不公。如果检察官的量刑建议与法院的实际判刑放在一起，公众很容易从中分析哪个更为合理。最后，量刑建议权实际上也是置检察官于公众的监督之下。目前我们的体制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只能请求检察官抗诉，如果检察官不进行量刑建议，即使法院作出了畸轻、畸重的判决，被害人没有一个参照系数，他的请求只能听命于检察官。而检察官进行了量刑建议，那么被害人只要发现法院的量刑与检察官的建议有很大出入，就可以请求抗诉，而检察官也不能再敷衍了事。

    检察官不行使量刑建议权，在实践中不但给司法公正蒙上阴影，也事实上损害了检察院、法院的司法权威。比如，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法院数罪并罚，判处死缓，网民们纷纷质疑这个判决太轻，认为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些引起社会重大争议的案件中，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检察机关量刑的建议。如此，一方面，的确在一些案件中，不能对法院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形成制约；另一方面，使得法院的正确判决不能得到检察官正面的支持，在社会上形成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