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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红色圣地延安的延河之滨,飞机场旁,北倚清凉山,南向宝塔山,一批新窑洞建成——为培养抗日干部,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此后的几年,陕北公学培养了1.3万名抗日干部。毛泽东在此留下豪言壮语:“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
70年后,地处六朝古都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迎来了70年校庆。进入校园的第一条主干道被命名为“陕公路”,用以纪念它的前身——陕北公学那些艰苦而光辉的岁月。就是在这所学校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法律人才,走出了共和国一批批法律俊杰。
创业之初:自力更生开荒种菜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面临着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为了加快培养政治理论干部,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延安成立陕北公学。1937年8月,陕北公学开始招收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青年入学。9月1日编班上课,11月1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
陕北公学最初的学员有5个班约300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他们中大部分是从大后方来的,还有部分是从南洋来的。学生按区队、分队组织起来,共设有四个分队。同时,学校又把学生按全校为营、区队为连、分队为排的形式组织起来,学习军事知识,搞军事演习,防特除奸。当时的38队为女生队,有120多人,以四川、广东、广西人居多,张琳(成仿吾夫人)、陈怡任队长。
陕公办学分为普通班和较长期的高级研究班。普通班学习期限一般3个月为1期,高级研究班学习期限则1年为1期。学习的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课程设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哲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知识。上午上课,上课都是上大课,没有课本,没有讲义,一般是教师讲,学生听记。下午讨论、自习、阅读、作笔记。每天学习8小时,上课与自习各一半。政治课教师有李凡夫(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何干之、陈维实、李惟一、温纪泽、李达等。军事教员是一名长征干部。公学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经常举办球类比赛、军事演习;每周定期举办文娱晚会,参加的人不下千人。
学校的生活待遇很艰苦。除麦面、粮油由公家供应外,每人还按月发给少量生活补贴。标准是:学员1元,干部1元5角,教员5元(当时每斗麦价值8角钱)。尽管当时条件非常艰苦,但是陕北公学全体师生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开荒挖窑洞,种蔬菜,解决了居住和生活问题。
为加强陕北公学的师资力量,中共中央陆续从国统区抽调一批知名学者和文化名人来校任教。陕北公学初期的主要教员有邵式平、周纯全、何干之、李凡夫、艾思奇、吕骥、徐冰、陈唯实、宋侃夫等人。毛泽东、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干部经常来校讲课或作报告。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隔几天就到陕北公学作一次报告,讲授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与策略问题。
挺进敌后:边周旋边上课
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后开展国防教育,坚持华北抗战,任命成仿吾为校长。
1939年7月11日晚,中共中央为全体师生举行了欢送会,毛泽东亲临晚会,与成仿吾等亲切交谈。并让成仿吾把从陕北公学刚刚毕业的杨展(杨开慧的侄女)叫到跟前,谆谆教诲。这时,成仿吾让杨展到延安马列学院继续学习,但杨展坚决要随华北联大师生一齐挺进敌后,参加艰苦斗争。
第二天拂晓,成仿吾带领1500名师生由延安出发,冒着日军的炮火,勇渡黄河,翻过山西吕梁山、云中山,突破日军的层层封锁,让华北联大这座“火线大学”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晋察冀边区。师生们分散在各村住宿,集中起来便“放下背包上课”。
10月间,他们到达河北省阜平县;11月初,在城南庄举行开学典礼。在大会还没有结束时,就传来了敌人进攻的消息。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敌人来欢迎我们了。”
那时候,成仿吾不仅率领师生与侵略军战斗与周旋,而且还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吕骥等一些著名学者、艺术家、教授也亲自讲课。当时任华北联大的英籍教授林迈克后来撰文说:“在日军后方,中国有一批国内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教授,在艰苦条件下办大学,这是历史的奇迹。”
1939年秋,成仿吾在他创作的《华北联大校歌》(吕骥谱曲)中写道:“跨过祖国万水千山,突破敌人一层层封锁线!民族的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人后方开展国防教育……战斗啊,胜利就在明日!”
日本侵略者把这所大学作为他们“大扫荡”的重点目标之一。1941年8月,侵华日军集中13万兵力向中共晋察冀边区北线进攻。9月,华北联大校部在转移到河北平山时,突然遭到侵略军包围,师生们不畏强敌,英勇突围,年仅22岁的女共产党员杨展在这次战斗中壮烈牺牲。据统计,在几年的学习中,他们多次遇敌、多次与敌人周旋,曾有数十名干部和学生壮烈牺牲。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后来,这所“火线大学”在与日本侵略军的浴血奋战中,由1500人发展到4000多人,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英勇无敌的力量……
在烽火连天、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环境中,陕北公学先后培养出一万多名各方面的革命干部,为团结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毛泽东曾对陕北公学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因为有陕公,中国不会亡!”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
往事回眸:那些光辉岁月感人至深
每一个从陕北公学走出来的人,都对这所学校满怀深情。
解放军艺术学院副政委、诗人陈辛火在《回忆陕北公学》中写道:
“当年,我17岁,从故乡常州,随同江苏武进青年战时农村宣传队,沿长江两岸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经过长途跋涉,在1938年5月中旬到达当时中国战时首都汉口,从新华日报社得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联合招生的消息。后由沈钧儒先生介绍,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人接待非常热情,当场提出有关目前时局和抗敌救亡的几个问题让我回答。面试录取后,即让我带上董必武同志、罗炳辉同志写的介绍信,前往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递交林伯渠主任。在西行的列车上,巧遇八路军干部孙夷和革命烈士子弟欧阳稚鹤(后任三五九旅政治部干事),他俩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人员安排好我的住所后,并告诉我将去陕甘宁边区关中陕北公学分校。过了两天,由杨霖同志(曾任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长)带领我和王适、尹锡珍(女)等5人结伴同行。我们非常高兴,唱着抗战歌曲离开西安,于6月14日到达旬邑看花宫陕北公学分校报到。看花宫相传是杨玉环看花的地方。我被编在分校三十队学习。队长是同济大学学生叶林,政治指导员是长征干部李其英。
“1938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一周年,陕北公学分校开学了。开学后首先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然后采取上大课的方法,讲授《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教员何于之、李凡夫、何定华等,多是知名学者。
“10月初,我在陕北公学分校学习期满后,被录取到延安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这里的课程要多一些,也深一些。授课的有成仿吾、徐冰、陈昌浩等。毛主席特别关心陕北公学的教学工作,他自己也多次来讲课。”
陕北公学给每一位就学的学员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那些光荣的岁月,那些艰苦的生活,也时时激励着后来者。
据西北政法大学校史记载:“陕北公学的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讲堂,没有饭堂,没有自习室。学生除了睡觉在窑洞里,整天都在露天活动。即使是在寒冬,气温降到零下20度,大家还在露天上课、读书、吃饭。但是同学们却心情愉快,精神饱满。”
对于那时候的学习生活,西北政法大学离休教师、建国前毕业于西北政法专科学校的李文彬感触颇深:“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时期,马老(马锡五,时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院长)给我们司法班上课。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仍然亲自带领全班学员开荒种菜。每天早上早起,挽起裤腿挑水、挑粪。群众赞赏说,‘共产党真好,法院院长马青天挑大粪。’朱老(朱婴,时任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专员)有一次给我们上课时天下着大雨,没有雨鞋,只好把布鞋提在手中,光脚趟水到班上上课。”而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前身就是陕北公学。
70年风雨:培养人才近10万
1941年9月,经党中央研究决定,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任校长,校址在陕北公学原址。1943年,延安“鲁艺”、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依次并入延安大学。延安大学历时8年,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培养了万余名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他们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此后,历经上世纪50年代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和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等发展阶段,陕北公学艰苦朴素、勤奋学习的优良传统代代相传,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和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革命干部。
1958年8月,经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准,西北大学法律系调入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西北分校,成立西安政法学院,从此开始了学校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历史。
1962年陕西省委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方针,将西安政法学院、陕西财贸学院合并为西安政治经济学院。
1963年8月,国务院作出把西安政治经济学院分为西北政法学院和西安财经学院的决定;同年9月1日,西安政法学院正式更名为西北政法学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主管。
2005年12月,西北政法学院顺利通过教育部更名大学的评审,2006年11月,正式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北政法大学。
从陕北公学到西北政法大学,这所培育法律人才的学校已经走过了70年。70年后,培养了近10万政法人才的西北政法大学在70岁生日的前夕,将进入校园的第一条主干道命名为“陕公路”。编写校史的老师说:“陕北公学是我校的发源,‘陕公路’正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光荣传统,饮水思源,西法大人的法律梦想就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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