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调到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当时，“文革”期间停业10年的群众出版社刚得以恢复。

    群众出版社是直属于公安部的国家级出版社，是新中国公安文化事业的摇篮，它的前身是解放前中共党组织为在北平开展秘密工作而开设的群众书店，1956年9月根据公安文化建设的需要改建成群众出版社。

    “文革”前全国只有上海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收获》。而“文革”后，省、市人民出版社，几乎都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江苏的《钟山》、广东的《花城》、浙江的《江南》、河北的《长城》、江西的《百花洲》、河南的《奔流》，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当代》、北京出版社的《十月》……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令人耳目一新。我想如果我们也有一个文艺刊物，不仅能架起与社会沟通的桥梁，还能联系更多作家，从而扩大出版社的影响，开拓稿源。面对大好的文艺百花园繁荣景象，大有临渊羡鱼，跃跃欲试之感，于是向总编辑建议说：“咱们也办个文艺刊物吧，至少会受到几十万公安民警的欢迎。”

    有同志附和说：“何止几十万公安民警，各行各业的读者，都会喜欢。”于是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经过一番讨论后，对办文艺期刊基本达成共识。用什么刊名呢？一时难以确定。有人说叫“前卫”，有人提议叫“前哨”，也有人说叫“明镜”，不一而足……尽管讨论十分热烈，最后仍无结果。总编辑说：“刊名问题十分重要，今天不忙于决定，大家可以继续想。”他指了指我说：“刊物先由魏军同志筹办，在创刊前，你还以编辑图书为主，抽空考虑一下刊物的栏目，也可着手组稿。”

    几天来我苦思冥想，猛然想到有个叫《布谷鸟》的杂志，心中一亮，何不叫《啄木鸟》呢？第二天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总编辑和文艺编辑室的同志，并说：“此名寓护林除害、森林卫士之意。”同志们听了我的介绍，总编辑第一个表示赞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名不仅具有公安、保卫工作特点，而且寓意深广。”

    刊名确定后，大家最关心的是由谁题写刊名。我想起“文革”后期，我在《人民电影》编辑部工作时，曾和陈小曼（茅盾秘书）同志有过工作上的联系，便把想通过小曼同志，请茅公题写刊名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同志们听了一阵狂喜过后，又担心茅公无暇顾及，个个面露难色。

    我拨通了电话，真巧，接电话的正是小曼。经过一番寒暄后，我把请茅公为《啄木鸟》题写刊名的事说了。小曼说：“这几天他正患感冒，过几天再说吧。”听了这样的答复，大家心里多少有些失望……

    两天后，上午下班午饭前，小曼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刊名茅公已经写好了，下午可以来取。”我因心急，竟忘了茅公有午睡的习惯，下午2时45分提前来到东城区后圆恩寺13号。

    小曼把我让进客厅后告诉我说：“他还没起床呢，你先坐一会儿。”

    我说：“没关系，你去忙吧。”待她退出客厅后，我才感到因打扰茅公午休，心中愧疚和不安。

    过了一会儿，小曼拿着两本书和一个信封进来。她打开信封取出茅公的题字说：“他感冒还没好，字没写好，所以多写了几个字，叫你们选用。”

    我不知说什么好，连连说：“没关系，没关系。”

    小曼又说：“这是他送给你的两本书，你收下吧。”我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一时竟忘了说声“谢谢”。

    我接过书一看，一本是《蚀》，另一本是《脱险杂记》。我高兴地翻开封面，只见两本书的扉页上分别写着：“魏军同志指正。茅盾，一九八○年十二月。”一代文学巨匠对我这个小小编辑，如此谦逊和平易，实感承受不起。我想，这不正是茅公对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吗？

    小曼说：“他病还没好，今天就不见你了。他说有时间叫你常来玩儿。”

    “谢谢。”我说，“我来得匆忙，忘记把题字的稿酬带来，回头我再送来。”

    小曼忙说：“他题字从来不收报酬，你千万别送来，免得我再给你往回寄。”

    “这……”

    小曼说：“刊物出版后，送他本样刊就行了。”

    我一时语塞。

    后来，我又去过茅公家几次。那时他正写回忆录，身体状况不甚太好，记忆力也有些减退。虽说对30年代的事记忆犹新，但对眼前的事，有时却有些淡漠。因此，每次登门拜访，小曼都说：“魏军同志看你来了。”在小曼的提示下，茅公很快记住了我的名字。他的面孔依然有些消瘦，两眼炯炯有神，给人以慈祥、亲切的感觉。每次见面，茅公总是笑着和我握手。

    每当我捧着《啄木鸟》这本杂志，总要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凝视着封面上圆润、遒劲的刊名题字——“啄木鸟”三个大字。这是茅公晚年给我们留下的墨宝。茅公离开我们26年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一直萦绕在我的面前……

    26年过去了，值得庆幸的是，由茅公题写刊名的《啄木鸟》，依然在文山、艺林中，发出“笃、笃、笃”辛勤劳作的声响，回荡在我们耳边，把茅公的精神传遍祖国大地，传到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