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服务员小雷身上的女婴猝死案，因为富平家政中心的公益性质以及创办人茅于轼、汤敏等人知名经济学家的身份而格外引人关注。

    事实上，近几年家政行业纠纷和意外事件频繁发生，家政服务行业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随着风险增加，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就变得尤为重要。
  
    2007年9月底，因家政服务员看护时出现意外，导致雇主家两岁的女婴死亡，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担任理事长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被法院判决赔付约53万元。

    三个焦点问题成为富平机构与雇主家庭的争议点：其一，家政服务员对于女婴的死亡是否负有全部责任；其二，女婴的死亡赔偿金额是否能高于成年人；其三，富平机构作为一家公益性机构是否应承担巨额赔偿。

    这不是简单的个案。事实上，近几年家政行业纠纷和意外事件频繁发生，家政服务行业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北京目前有近3000家家政服务公司，对注册的家政服务员几乎都实行中介制。而中介制加大了家庭的风险，因为保姆往往没有赔偿能力，而家政公司独立于保姆的责任之外。因此随着风险增加，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就变得尤为重要。

两岁女婴猝死

    来自甘肃省天水市的小雷又回到了她位于偏僻山村的家。回家8个月以来，她虽然身在通信不发达的村子里，但仍然费力保持着与北京的联系。北京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总经理陈祖培不断询问她在家的生活和心理状况，而她每次都向陈祖培打听，那起因她而起的女婴猝死案的最新进展。

    2007年，小雷从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毕业后，通过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介绍来到顾先生家当保姆，负责照看顾先生两岁的女儿嘟嘟。2月7日中午12点，小雷和往常一样哄嘟嘟睡午觉。嘟嘟却表现异常，小雷正在观察，嘟嘟忽然开始呕吐，套在身上的外衣也被吐脏。等到嘟嘟好转后，小雷将嘟嘟放在客厅的沙发上，自己去洗嘟嘟吐脏的衣服。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小雷在洗手间听到“砰”的一声，她跑出来看到，嘟嘟已经从沙发上摔到地上。嘟嘟的头部起了一个包，并且这个包越来越大。惊慌的小雷立刻给嘟嘟的母亲打了电话，并在邻居的帮助下，带嘟嘟来到最近的通州区妇幼保健院治疗。

    在嘟嘟的母亲赶到后，医院建议转院治疗。随后，嘟嘟又被转到首都儿研所和天坛医院，但众人的努力终于没能留住这个幼小的生命。第二天中午，嘟嘟因颅脑损伤不治身亡。

    嘟嘟的死被公安部门认定为“意外伤亡”，小雷在刑事上不必承担责任，但这场飞来横祸却给小雷和顾先生一家以致命的精神打击。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总经理陈祖培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在嘟嘟出事后的48小时里，小雷水米未进。她对嘟嘟的死表示出深深的自责，在她的逻辑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一命抵一命”，她愿意用自己的死来抵偿嘟嘟的死。除了绝食，小雷在事发后几次企图自杀，所幸被人及时发现。

    小雷今年34岁，家在天水市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山村里，丈夫因患病无法劳作，儿子年仅10岁。因为家庭经济十分困难，她才独自来到北京打工。

    事发后，为了保证小雷的安全，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指派两名老师24小时陪护小雷，并和小雷的家属联系，希望能尽早接她回家休养。

    “但是她家太穷了，连到北京来的路费都掏不起。”陈祖培说，几经周折，在当地妇联的帮助下，小雷年近70岁的父亲才把她接回家。

    小雷回到家乡休养，但这个事情的善后处理却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棘手。2007年5月，顾先生一家向东城区消费者协会投诉。在消协主持下，他与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协调赔偿事宜。顾先生的赔偿要求从100万元追加到150万元，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表示无法接受，双方协调未果。于是，顾先生将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告上法庭，要求赔偿50余万元。

    9月底，东城区法院判决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赔偿约53万元。富平家政服务中心近日已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诉。

家政中心的“雇主责任”

    “茅于轼先生说过，不管赔偿多少，都不要小雷负担，要让她放下这个思想包袱。”陈祖培说。

    小雷所在的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和之前受训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是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担任理事长，由茅于轼和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等人发起筹建的。这起意外事件也因为这些人的名望变得复杂起来。

    茅于轼先生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介绍说：“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来源于富平培训学校，当初办学校完全是出于公益。2002年汤敏博士提议成立一所培训学校，把偏远山区的妇女培训成为符合城市家庭需求的家政服务员，通过帮助就业来解决她们的家庭贫困。2002年，我们5个人出资30多万元建了这个学校。”

    学校建立后，第一、二批学员毕业，只能通过其他家政服务中心来实现就业。这让几位倡导者发现，培训机构和最终就业市场之间需要设立自己的家政服务中心来衔接。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因此成立。

    茅于轼先生说，富平家政服务中心有两个保证：第一，经过培训合格的学员都通过富平家政服务中心的介绍来获得工作，保证实现就业；第二，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只负责为富平机构培训的毕业学员提供工作机会。

    据了解，通过富平家政服务中心，富平培训机构登记在册的1.1万余名学员已经服务在京城的千家万户。

    富平家政服务中心为实现自己公益性的初衷，在与客户的合同中约定，客户每月支付给家政服务员的劳务费要如数打入富平机构的账号，由富平机构拨给服务员，以防止客户克扣工资，机构也能对服务员的服务有所跟踪。这对服务员和客户起到双重的保护作用。

    然而，这一规定在小雷的案子处理上却给富平机构添了波折。通过家政服务机构给家政服务员划拨劳务费，在顾先生看来，就是富平家政服务中心雇佣服务员的形式，因此富平机构要为家政服务员的过错承担“雇主责任”。尽管富平机构认为，雇佣的劳动法律关系必须有劳动合同和劳动保险的表现形式，富平机构没有与服务员签署劳动合同和缴纳保险费，因此不属于雇佣，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一审法院的支持。

    这起纠纷的一审法院东城区法院的民一庭庭长全玉海在宣判后说，法院判决赔付的各项费用，都有最高院司法解释等硬性法律规定，不管富平机构是否有公益性质，法院都要依法判决。

公益机构赔不起50万

    陈祖培说：“对方曾经提出过，家政服务中心对小雷进行的培训不够，这点我们完全不同意。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校参观，看看我们的培训质量究竟怎么样。”

    2007年10月17日，来自甘肃省和政县的杨红霞正在北京通州区的富平培训学校上职业道德教育课。这个17岁的女孩初中毕业，5天前来到学校，她对于“师姐”小雷的事情一无所知。她甚至不知道，当地妇联将她招到北京做家政服务员之前，她需要到这个机构来培训。

    富平机构与甘肃省和安徽省扶贫办建立了长期合作，扶贫办通过基层妇联招录符合条件的贫困家庭女子，在培训合格后在京就业，每人每月劳务费不少于800元。条件包括年龄在16-40周岁，文化程度在小学以上，无传染病和犯罪记录，杨红霞是符合招生条件的一个。

    杨红霞等人在当地体检及赴京的车费均由当地扶贫办负责。进入富平学校后，她们每人培训费用600元，包括吃住、服装、教材。方式是入校时只付150元，等毕业后领取工资再付清450元。她们将在这里进行21天培训，课程包括保育、生活常识、洗涤熨烫、家庭烹饪、家庭电器、家庭护理、家庭清洁、文体和女性健康等等。学校在一些企业的资助下，建立了烹饪、家居、家庭厨房、电教等模拟间，学员要熟练使用现代化的家庭电器，学会做10种家常菜。

    茅于轼先生说，培训过程要让她们从心里认同自己为“城里人”，从而用符合城市的思维和生活习惯来从事家政服务。

    对于富平学校的培训质量，陈祖培有十足的信心，但对于富平机构的赔偿能力他不自信。富平机构有没有赔偿50余万元的能力，也是小雷案件的一个关键点。

    茅于轼先生告诉本报记者，人们对公益性组织最大的误解是，公益性机构不能营利。其实，公益性组织的关键不是不能营利，而是投资人不能因营利而分红。他说，富平机构每月周转资金有百万元，用以维持机构正常运转。投资人没有分红，除了周转资金根本没有积累。这样一个注册资金仅仅3万元的小机构怎么赔得起50余万元呢。

呼唤建立风险应对体系

    “创办学校时，几十个学员，我们还意识不到风险，到了几千上万个学员，什么情况都会出现，这时候才知道有风险。”茅于轼对记者说。

    在富平培训机构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学员试图轻生，幸被及时发现而阻止。后来经过检查，那名学员患有一定程度的精神障碍。此外，也有学员因偷其他同学的财物被退回当地。

    陈祖培承认，21天的培训可以训练这些经过选拔的学员的劳动技能，但可能无法改变一个人的品德。而家政服务的顾虑除了家政服务员的劳动技能，还包括其诚信程度。对此，富平培训学校和与之衔接的家政服务中心不得不承担这种风险。

    其实，富平机构并非没有风险意识。机构给学员购买了两种保险：一是意外伤害险，二是意外伤害附加的医疗保险，用以解决她们在培训和服务期间出现的人身意外伤害事件。

    此外，茅于轼先生还筹建了10万元的“突发事件基金”，用以解决学员的医疗等突发危机。但无论哪种，都没有涉及小雷事件中出现的，服务员给雇主家庭造成的财产和人身损失。“我们咨询过，没有保险公司愿意承保这样的保险。”陈祖培说。

    小雷事件发生后，富平机构与京城多家家政服务机构一起召开了座谈会，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家政行业的风险和风险分担机制。

    北京家政协会会长李大经说，从近年家政行业纠纷和意外事件的频繁发生可见，家政服务行业已成为一个具有一定风险的行业。要解决这个问题，家政服务中心、家政服务员或者雇主家庭，单方面采取措施效果都不大。

    在北京，已经有近3000家家政服务公司，目前对注册的家政服务员几乎都实行中介制而非雇佣制。东城区法院民一庭的庭长全玉海认为，中介制加大了家庭的风险，因为保姆往往没有赔偿能力，而家政公司独立于保姆的责任之外。如果普遍推行雇佣制，那么家政服务公司将成为规模超过万人的大型企业，管理成本和难度将大大增加。

    京城有近30万名家政服务人员，由于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家政服务水平普遍不高，纠纷不断产生。陈祖培说：“2000年政府曾出台关于家政服务人员准入资格的规定，但两年后就取消了。准入规定门槛定的高，学历要求在初中以上，京城的家政服务人员学历在初中以上的能有多大比例呢？”

    由于风险增加，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就变得尤为重要。在小雷的案子中，全玉海法官也提到，家政公司普遍存在应对风险的措施不足这一问题，希望相关部门建立起家政风险应对体系。

    对法院判决不能认同的富平机构，在这一点上却完全赞同，陈祖培说，我们很盼望解决两件事情：一是政府出台政策明确家政服务机构、家政服务员和雇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保险机构尽快介入家政服务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