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我要让我们村杜绝毒品
    孙惠记逐渐摸索出一条规律，戒毒靠强制是不行的，关键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使其从心理上真正约束自己。

    上世纪90年代的乔村完全依赖土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商业。随着城市扩张，位于侯马市东郊的乔村开始“地皮值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随之改变。商业气息渐浓，外来人口逐渐增多，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大潮中，有一股恶习悄然滋生——有一些村民开始“吸大烟”。
 
    与乔村一河之隔、位于山脚的乔山底村，因为地理位置原因继续着贫困，吸毒贩毒成了少数人的职业。2000年，侯马市公安局禁毒科成立，乔山底村被列为第一批毒品重灾害地区，曾一次抓获8名贩毒分子。
 
    “两村之间的河沟就是他们交易的地方。”一村民至今对这条河沟保持着一种神秘感，“买卖双方各站在河沟的两边可以清楚地看见对方，确保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开始交易。”
 
    确切地说，孙惠记与毒品的斗争是在1991年，也就是从他上任乔村团支部书记的那一刻起。
 
    当时，村里的吸毒者孙大牛已经到了公开吸的程度，经常在村里对村民炫耀：“我刚吸过！”他借此一方面炫耀自己的富有，另一方面显示他的勇气和与众不同。
 
    从家族关系讲，孙惠记和孙大牛还沾亲。“他有钱，在我们村属于第一大户。靠着这点亲戚关系，我去劝他戒毒，但根本不管用。”孙惠记说，“直到他把家底抽得差不多了，开始向我借钱的时候，我说话才有分量了。”孙大牛是孙惠记劝戒的第一个人，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例子。
 
    到后来，孙惠记开始主动发现吸毒者，通过与孙大牛的聊天，开始对村里的吸毒情况摸底。最初的办法是“恐吓”，孙惠记经常和有吸毒嫌疑的人谈话，确定有吸毒行为便给予警告：“再吸，我就把你送到局子里！”但这种办法根本不见效。后来公安局禁毒科成立，他便联合禁毒部门，主动提供信息，配合公安人员进村抓人，动了真格的。
 
    和吸毒者打交道多了，孙惠记逐渐摸索出一条规律，戒毒靠强制是不行的，关键要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使其从心理上真正约束自己。同时，他发现复吸的最大原因是，吸毒者到无奈戒毒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经济能力了，周围人的冷眼和生活的逼迫，让这些人再次进入地狱。
 
    于是，孙惠记一方面帮助那些有戒毒决心的人商讨生计，一方面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让全村人都加入到禁毒行列，并让村民对吸毒者持一种关心的态度，改变冷落和歧视的观念。
 
    “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但我可以发动村民，我不能发动别村人，但我至少可以发动乔村的人。一个目的，坚决让乔村杜绝毒品！”孙惠记回顾这些年的成果和经验，他充满了信心。

一个吸毒者的戒毒样本
    “我当时确实触动很大，谁不想当孝子啊，我也是我父亲的儿子，曾经的乔村第一大户，现在父亲看不起病，丢人啊！”

    孙大牛曾经是乔村最大的吸毒者，也是孙惠记劝戒对象第一人，禁毒工作花费力气最大、成功戒毒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他是村里吸毒者的戒毒样本。
 
    如今40岁的孙大牛，一米八几的个头，健壮的身体，很难想象他是一个有着6年吸毒历史的人。见到记者，还没说话，孙大牛先羞涩地“嘿嘿”笑了：“采访我干什么……到今年的8月1日，我就戒了8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靠揽工程，孙大牛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骑上了价值两万元的摩托车，家里的存款达到了30万元，在乔村是响当当的人物。
 
    他沾上毒品是在1992年，那年他25岁。一次偶尔的朋友小聚，他第一次见到“土大烟”，吸了第一口他就呕吐了。不服气的他再吸，再吐。“那时纯粹是斗气，心想他们能抽，我就不能抽？他们不吐，我怎么就吐？”就这样，他凭着一时的勇气逐渐染上了毒瘾。
 
    那时“土大烟”的价格是三五百元一克。随着吸食量的增加，孙大牛一天要吸掉千元左右，最多的时候一天就是3000元。那时的孙大牛有钱，“一次买这么三分之一杯”，指着眼前的一次性纸杯，他回忆，“像我一次买这么多的人不多，这三分之一杯要两三万元。我就这么坐在床上，用被子包住自己，抽了睡，睡了抽，好几天不用吃饭，只想喝水。”
 
    孙惠记知道孙大牛的情况后，找他谈过几次，孙大牛断然否认。再后来实在瞒不住了，谈一次，他向孙惠记保证一次，“以后坚决不抽了”。
 
    孙大牛并不是不想戒毒，但由不得自己。他曾经让家里人把他绑到床上，也曾让亲戚们来帮忙，好几个人摁住他，帮助戒毒，但最后都失败了。直到孙大牛把家里的存款抽光，他开始变卖家里的东西，连电话机也卖了。实在没钱买大烟，他开始借，但现在借钱不比以前搞事业的时候那样容易，就连10块钱都借不出来，最后他竟然借到了孙惠记那里。